1939年10月1日,对薛岳来说,这一天充满了复杂的情绪,既有喜悦,也有烦恼。
长沙会战刚打完没多久,薛岳就收到了蒋介石的任命,把他从第9战区代理司令正式提拔为司令长官。不过与此同时,蒋介石把原来的第9战区拆成了两个,另外组建了一个新的第6战区。
两大战区的划分界限从常德市南边15公里处的石门桥开始,经过连山湖的南侧,大通湖的北侧,再沿着洞庭湖北岸一直延伸到武昌的长江沿岸。
即使控制的区域大幅减少,薛岳也并不太担心,他认为只要军队还在就足够了。
蒋介石直接下令,把原本守卫洞庭湖西岸的第20集团军调给了第6战区指挥。
第20集团军是第9战区的重要作战力量,由四个军组成,分别是第2军、第37军、第53军和第54军。
特别是第2军和第54军,这可是蒋介石的嫡系精锐,论兵力和装备,在第九战区都是排得上号的。现在要把他们调走,这不是在自断臂膀吗?
此外,第六战区实际上并未正式对外宣布组建,陈诚也只是兼任这一职务。既然这样,为什么还要急于将第九战区进行分割呢?
幸运的是,驻守在洞庭湖南边的第99军还在我们的控制之下。
正是这支第99军,成了薛岳和陈诚之间矛盾的导火索。
问题出在第99军里一位师长的职位安排上。
第99军原本隶属于第9战区,薛岳安排自己信任的人去这支部队担任职务,这并不让人意外。然而,意外的是,陈诚却抢先一步做了人事安排。
按理说,陈诚的行为确实欠妥。但陈诚作为"土木系"的领头人,薛岳又是他一手提拔的心腹,在自己人的部队里安插一个同派系的师长,这事儿也算不上什么大问题。
陈诚这次可算看走眼了,如今的薛岳早已今非昔比。
要是薛岳没承诺把师长职位给别人,这事儿也就过去了。可问题是他已经答应把这个位置留给自己的亲信,这就让他觉得特别尴尬。
通常人们认为薛岳是陈诚的得力助手,这种说法确实没错。但薛岳并非普通人物,他之所以选择跟随陈诚,实属无奈之举。
北伐结束后,薛岳一直得不到蒋介石的信任,迫于形势只好投靠了陈诚。但在薛岳心里,他始终看不上这个军事水平一般的后辈。
如今我凭借战功坐上了第9战区司令的位置,正是大干一场的好时机。可陈诚偏偏挑这个时候来挖我的人,连个师长都不愿意放给我。难道我要是投靠了他,就得永远在他手下忍气吞声吗?
如果薛岳还是副职,他可能会对这种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但如今情况变了,我和陈诚都是战区司令,他有什么资格这样对我?
于是,薛岳专门跑去找陈诚,为了这件事跟他吵得不可开交。
吵完架后,陈诚不仅没把师长的位子还给薛岳,还顺手把第99军也调到了第6战区。
陈诚向蒋介石报告后,蒋介石立即发出指令,要求第六战区向南扩张,进一步侵占第九战区的控制区域。这一决定让薛岳更加愤怒不已。
不如直接让长沙也归第六战区管得了。
话还没说完,蒋氏那边又传来了新的指示。
在衡阳以北地区,所有涉及第6战区和第9战区的军事行动,都归第6战区的司令长官全权负责。
这回薛岳算是认栽了。看来,弱者终究斗不过强者啊!
薛岳表面上顺从,但内心并不赞同蒋介石和陈诚的决策。他一直在等待合适的行动机会。
薛岳期盼已久的时机终于来临了。
在第三次长沙战役中,第九战区取得了辉煌胜利,指挥官薛岳因此一战成名,不仅在国内声名鹊起,更在国际上被誉为杰出的军事统帅。
在庆祝胜利的热闹场面结束后,薛岳的老问题又冒了出来。
薛岳这个人,优点和缺点都很鲜明。他做事果断,意志坚定,在军事上很有天赋;但另一方面,他喜欢夸大自己的功劳,出了问题总找借口,固执己见不听劝,还容易感情用事。
在前两次长沙会战中,薛岳表现得比较谨慎,主要是因为他还没立下什么大功。但到了第三次长沙会战之后,他的态度就明显不一样了,开始有了新的想法和变化。
再看看陈诚的第6战区,在枣宜会战和反攻宜昌的战斗中都没占到便宜,还损失了不少兵力。相比之下,薛岳的军事才能显得更加突出,他的战绩更让人佩服。
于是,薛岳把目光转向了蒋介石的直属部队。
薛岳手下直接指挥的部队在第9战区里其实并不多。
抗日战争刚开始时,第九战区有广东来的三支部队:第四军、第六十四军和第六十六军。后来日本军队进攻我国东南沿海地区,第六十四军和第六十六军就被调走了,分别归第四战区的张发奎和第七战区的余汉谋指挥。最后,只剩下第四军还留在第九战区。
为了增强第九战区的实力,薛岳把注意力转向了李玉堂指挥的第十军。
第二次长沙会战期间,第十军伤亡惨重,李玉堂因此受到蒋介石的严厉处分。但在薛岳的特别关照下,李玉堂重新被启用,对薛岳言听计从,带领第十军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打出了漂亮仗。
蒋某人心里明镜似的,早就看穿了薛岳的那点小九九。
在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后,蒋介石论功行赏,将李玉堂提拔为第27集团军的副司令。而李玉堂原先的军长职位,则由预备第10师的师长方先觉接手。
方先觉心里只认蒋介石一个人,薛岳费了半天劲也没用,李玉堂一走,他在第十军的影响力也就彻底没了。
薛岳心里特别生气,觉得方先觉太不讲情义了,不管是在私下还是公开场合,他都毫不客气地指责方先觉没良心。
薛岳觉得从自己人那里要东西太麻烦,于是就把主意打到了非嫡系部队那边。
1943年,薛岳开始整顿那些不受重视的部队。他首先拿暂编第54师的师长孔荷宠开刀。
你没听错,说的正是那个投敌的红军将领孔荷宠。
背叛者无论走到哪儿都不会受人欢迎。
那时,孔荷宠搞了个小规模的军火作坊,赚得盆满钵满,这让第九战区的二把手杨森看得眼馋不已。
杨森跑去跟孔荷宠商量,说咱们合伙干吧。孔荷宠一听就明白了,这哪是合作啊,分明是想吃独食!所以,他二话不说就回绝了杨森的提议。
出乎意料的是,杨森转身就把孔荷宠给举报了。不过,他找的借口可不是因为建兵工厂,而是指责孔荷宠贪污了士兵的工资。
蒋氏心里清楚杨森的意图,但一方面,孔荷宠已经没什么用处了;另一方面,杨森作为第9战区的副司令,级别比孔荷宠高得多,再加上他还是自己的亲戚,他怎么可能胳膊肘往外拐呢?
于是,蒋介石在文件上签了字,孔荷宠最终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。
这样一来,暂编第54师师长的职位就空出来了。薛岳立刻安排自己的亲信饶少伟接任这个位置。
虽然暂编第54师是一支临时组建的队伍,但他们的表现非常勇敢,之后还参与了衡阳的防守战役。
掌握了暂编第54师的指挥权后,薛岳并没有就此罢手。他很快又把注意力转向了川军,打算进一步扩充自己的势力。
第二次长沙会战打完后,原本在赣北驻守的19集团军罗卓英部队被调到云南去了。他们一部分加入了远征军,另一部分负责守卫西南边境。为了填补赣北的空缺,蒋介石把第29集团军王瓒绪的部队从四川调了过去。
在陈诚的"土木系"集团里,罗卓英的地位仅次于陈诚,位居第二。他被安排留在第九战区,一方面是为了协助薛岳开展工作,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就近观察和管控薛岳的举动。
薛岳很清楚罗卓英的重要性,所以他并没有把罗卓英当成自己的手下。在赣北的战事上,他基本上都放手让罗卓英去处理,很少插手干预。
罗卓英调离后,第九战区少了能牵制薛岳的关键人物。剩下的两位副司令杨森和王陵基实力有限,难以与薛岳抗衡。为了应对这一局面,蒋介石紧急将王瓒绪从四川调来,希望三位川军将领能够联合起来,共同对抗薛岳。
蒋某人难道就不担心这三位川军将领和薛岳联手,对他构成威胁吗?
蒋氏对此毫不在意。
杨森、王陵基和王瓒绪这三位在川军内斗时就是死对头,彼此积怨很深。如果不是抗日战争突然爆发,他们根本不可能放下仇怨,坐在一起共事。
蒋介石把这三个人安排到第9战区,目的是让他们彼此牵制。
蒋介石觉得,如果让这三人听自己的指挥去对付薛岳,他们肯定能办到;但要说这三人会和薛岳联手来对付自己?他打死也不信。
薛岳这边,在暂编第54师那里捞到好处后,又把目光转向了王陵基的第30集团军。
那时候,王陵基指挥的第30集团军下辖第72军和第78军。到了1944年,第78军的军长夏首勋突然辞去了职务,这样一来,第78军军长的位置就没人担任了。
薛岳怎么可能错过这个机会?
于是,薛岳立刻安排第9战区长官部的沈久成中将去接手这个职位。
王陵基费尽心思组建的部队眼看就要被薛岳消灭一个军和两个师,他这么精明的人怎么可能甘心吃亏?
王陵基根本找不到借口反对,军长职位空出来了,上级派个新领导过来接手,这事在哪儿都说得通,完全符合规矩。
王陵基思前想后,实在想不出更好的主意,只能狠下心来,用“舍车保帅”的办法解决问题。
沈久成刚接任没多久,王陵基就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建议书,表示愿意将第30集团军的编制从两个军四个师缩减为三个师,同时撤销第78军的编制。
那时候,不少人都不理解王陵基为什么那么做。但杨森心里清楚,这完全是薛岳逼出来的结果。
蒋介石一听到王陵基提出这样的请求,马上就答应了。
沈久成中将刚接手新职位没多久,就狼狈地回到了第9战区指挥部。薛岳见到他,心里火冒三丈,但也只能干瞪眼。第78军的编制都被取消了,沈久成还硬留在第30集团军,这算怎么回事呢?
这次事件里,蒋介石占了点小便宜。他轻轻松松就裁掉了川军一个师,自己没费什么劲。不过王陵基那边也不亏。本来两个军四个师都不够编制,现在撤掉一个师,把裁掉的兵补充到剩下的三个师里,实力没受影响。这样一来,王陵基既没损失,还在蒋介石面前表现了一把,讨了个好。
薛岳这回吃了哑巴亏,被王陵基耍得团团转,却没法说出口。
1944年5月,长衡会战打响。薛岳过分相信“天炉战法”,没有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策略,结果导致坚守了三年的长沙城,短短三天就被敌军攻占。
那时候,蒋介石让薛岳带着剩下的部队赶紧去湘中,在湘桂铁路两边挡住日军往南打。但薛岳没听他的,反而让部队都往湘东南集中。
眼看薛岳形势不妙,三位川军首领赶紧发电报,通知在部队里担任要职的晚辈们别听薛岳指挥,立即带队向湘中地区转移。
薛岳之前确实没听蒋介石的话,但三位副总司令在薛岳陷入困境时毫不留情,非要把他往死里整,背后原因可没那么单纯。
这几位川军将领早就对薛岳怀恨在心,巴不得他倒霉。
在蒋介石的军队里,有个大家心照不宣的规矩:负责某个区域物资供应的兵站总监,都是由当地驻防的集团军总司令推荐的。
这样,战区和集团军的最高指挥官就能通过兵站的物资中饱私囊,过上奢靡享乐的日子。
薛岳认为,要管住那些不听话的“杂牌”部队,最好的招数就是掐住他们的物资供应。只要把他们的吃喝拉撒都捏在手里,这些人还能不老老实实听话吗?
在其他战区,分配制度运转顺畅,各战区领导和集团军司令都捞得盆满钵满。但在第9战区,这些好处全被薛岳一人独占。所有能当上兵站总监的,清一色都是薛岳的亲信。
在罗卓英还没调任远征军之前,薛岳出于对陈诚的考虑,特意将赣北兵站总监的位置留给了他。然而,罗卓英刚被调离,薛岳就立刻取消了赣北的兵站设置。
滇军的高荫槐部队和川军的第30集团军原本在驻地设有兵站,但薛岳下令取消了这些兵站,改由兵站总监部直接派人负责物资供应。
薛岳原本可以直接给少量驻军提供补给,但湘北驻军数量庞大,只能设立一个专门的兵站分监来管理。负责湘北防务的杨森虽然是第9战区副司令和第27集团军总司令,却没能安排自己的人接管这个兵站分监,最终还是由薛岳的亲信来负责。
这么一搞,本来该分给各集团军司令的好处全让薛岳一个人捞走了,那些司令们心里能舒服吗?
杨森忍不住抱怨道:
薛长官才是那个真正的大贪官。
当薛岳风光无限、大权在握时,这些人哪敢轻易招惹他。但等到长衡战役吃了败仗,薛岳作为抗日名将的威望逐渐下降后,这些人哪里还会对他客气?没趁机踩上一脚就算不错了。
薛岳被陈诚拉进“土木系”后,在军中的位置节节高升。他先是因在对付红军的战斗中立下功劳,后来在抗日战争期间又先后担任兵团司令和第9战区的代理司令长官、司令长官,可以说事业达到了顶峰。但他并不是陈诚真正信任的心腹,性格又非常倔强,不愿意屈居人下。
在第一次长沙会战期间,这种趋势就初露端倪,到了第三次长沙会战更是完全暴露。像蒋介石和陈诚这样的人物,怎么可能放心让薛岳继续掌控重要军权呢?
长衡会战结束后,第9战区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。薛岳也从之前巅峰时期指挥17个军的强大实力,跌落到只能带着五六个兵力不足的军级单位,基本处于打酱油的状态。
当官职位高有什么意义?就算职位不断升迁,手中的实权反而逐渐减少。这正是薛岳在抗日战争最后阶段面临的现实情况。
